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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16: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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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政策層面推動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
近年來，國家在教育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規范校外培訓。教育部辦公廳等部門積極開展深化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工作。例如在2022年，為深入貫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雙減”政策），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就做好文化藝術類校外培訓管理相關工作發布通知，目的在于提升義務教育階段文化藝術類校外培訓質量，提高中小學生藝術素養和綜合素質。但體現了對校外培訓管理方向的調整，為地方政策提供了導向性框架。
對師資條件進行了規定，所聘從事培訓工作的人員必須具備體育、文化藝術、科技等相應類別的職業（專業）能力（具體由省級以上主管部門明確）或具有相應類別的教師資格證，不得聘用中小學在職在崗教師（含民辦中小學在職在崗教師），聘用外籍人員須符合國家規定。這表明在整體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中，師資規范是重點方向之一，而辦學許可證的管理也會與師資等辦學條件相互關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藝術類辦學許可證相關政策也面臨調整的可能性。
（二）部分城市相關政策探索
在上海，按著《上海市民辦培訓機構設立與管理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藝術類的培訓機構不需要申請辦學許可證，只需向有關部門申請法人登記，不過目前該政策的推進情況與后續發展還有待進一步觀察。這一探索性政策反映出在不同城市根據自身教育發展需求、校外培訓市場狀況等因素，可能會對藝術類辦學許可證的管理有不同的思路，也為其他城市包括成都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提供了參考和思考方向。
（一）之前的管理情況及相關要求
在之前，成都對于文化藝術類辦學許可證有較為明確的管理規定。例如，早在2021年7月“雙減”政策發布后，很多校外文化藝術類培訓機構負責人就咨詢辦學許可證辦理事宜，當時曾暫停受理，等待通知。2022年年初，成都文化藝術類辦學許可證有了新的文件下發，對辦理有了明確要求，培訓機構的舉辦者應是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企業或自然人（自然人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具有政治能力和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信用狀況良好無犯罪記錄）；中小學校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這表明成都之前對藝術類辦學許可證處于正常管理狀態，并不斷根據國家政策進行調整和完善自身的管理細則。
（二）目前是否有取消的跡象或情況
并沒有確切表明成都已經取消藝術類辦學許可證。現有的信息更多是關于之前的辦理要求、如何規范管理等方面。例如，包括舉辦者利用自有場地辦學的，可以辦學場地的不動產所有權和貨幣等出資，其中貨幣出資不少于20萬元；舉辦者租賃場地辦學的，開辦資金不少于30萬元等相關辦理要求的細則。這說明至少在近期，成都仍然在按照之前的相關規定對藝術類辦學進行管理，尚未有明顯的取消藝術類辦學許可證的跡象。
（一）對藝術類培訓機構的影響
1. 準入門檻方面
如果取消藝術類辦學許可證，對于藝術類培訓機構而言，最直接的影響是準入門檻的改變。之前，辦學許可證的存在使得一些小型或不符合條件的機構難以進入市場。取消后可能會有更多新的機構涌入市場，加劇市場競爭。例如，之前要求培訓機構有一定的開辦資金（自有場地辦學貨幣出資不少于20萬元，租賃場地不少于30萬元），取消辦學許可證后可能會使一些資金不足但有教學資源的個人或小團體嘗試進入市場，這將改變市場格局，原有符合條件的大型正規機構可能會面臨更多競爭壓力。
2. 經營管理方面
在經營管理上，取消辦學許可證可能會使一些機構在師資管理、教學質量控制等方面的標準出現波動。之前辦學許可證的頒發往往伴隨著對師資條件（如相應的職業能力或教師資格證等）、場地設施等多方面的審核。取消后，如果沒有其他替代的嚴格監管機制，可能會出現部分機構為追求利益而降低師資標準，減少對教學場地等硬件設施的投入等情況。例如，一些機構可能不再嚴格要求教師必須具備相應的藝術專業能力或教師資格證，從而影響整個藝術類培訓市場的教學質量。
（二）對藝術培訓市場秩序的影響
1. 市場規范性
藝術類辦學許可證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場規范的重要標志。取消后，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措施跟進，可能會導致市場秩序混亂。例如，可能會出現大量無資質或不規范的“黑機構”，它們可能會在收費、教學內容、教學安全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以收費為例，可能會出現亂收費現象，之前有辦學許可證時，相關部門在審批過程中會對收費標準進行一定的審核和監管，取消后這種監管缺失可能會損害消費者權益。
2. 消費者選擇與信任
對于消費者來說，辦學許可證是他們選擇培訓機構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取消后，消費者在選擇培訓機構時會更加迷茫，難以辨別機構的正規性和可靠性。例如，家長在為孩子選擇藝術培訓機構時，可能無法像以前一樣通過查看辦學許可證來判斷機構是否合法合規，這會降低消費者對整個藝術培訓市場的信任度，從而影響市場的健康發展。
（一）上海的情況
上海在藝術類辦學許可證方面有獨特的探索。《上海市民辦培訓機構設立與管理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藝術類的培訓機構不需要申請辦學許可證，只需向有關部門申請法人登記。這種政策與成都目前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上海的這一政策可能是基于其城市自身的教育資源分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對藝術培訓市場的規劃等因素。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教育資源豐富，藝術培訓市場較為成熟，可能認為通過法人登記和其他相關監管措施足以規范藝術類培訓機構的發展。而成都目前仍在按照傳統的辦學許可證管理模式運行，這反映出不同城市在政策制定時需要充分考慮自身的實際情況。
（二）天津的情況
天津為貫徹落實國家關于校外培訓治理的相關意見（如“雙減”政策等），出臺了《天津市非學科（文化藝術類...》相關政策。雖然沒有像上海那樣取消藝術類辦學許可證，但在政策重點上更多地是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強調師資條件、培訓內容等方面的規范管理。這與成都有相似之處，成都也是在遵循國家大的政策框架下，不斷細化自身的藝術類辦學管理要求，如2022年1月成都市文廣旅局出臺《成都市文化藝術類校外培訓機構設置指導標準（試行）》對開辦資金、培訓場地面積以及培訓場地設施設備等進行規范。這說明成都和天津在藝術類辦學管理方面都注重在國家政策引導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逐步完善管理體系，而與上海的政策方向存在差異。
（一）政策調整的影響因素
1. 國家政策導向
成都的藝術類辦學許可走向必然會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隨著國家在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方面不斷深入，如繼續推進“雙減”政策向更細化、更深入的方向發展，如果國家未來對藝術類辦學許可證有統一的調整方向（例如全國范圍內放寬或收緊相關管理），成都也會相應地在自身政策上進行調整。例如，如果國家出臺政策鼓勵藝術培訓市場更加自由化發展，成都可能會逐步放寬藝術類辦學許可的相關要求；反之，如果國家強調加強對藝術培訓市場的規范管理，成都則可能會進一步細化和嚴格執行現有的辦學許可制度。
2. 本地藝術培訓市場需求與發展狀況
成都本地的藝術培訓市場需求和發展狀況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成都的藝術培訓市場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對藝術培訓的需求不斷增加，特別是隨著市民對藝術素養提升的關注度提高，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同時保障培訓質量，可能會對辦學許可制度進行優化。例如，在師資審核方面可能會根據本地藝術人才資源的特點，制定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教師資格要求；如果市場出現過度競爭或者亂象叢生的情況，也可能會加強辦學許可的管理，如提高開辦資金門檻、嚴格場地設施審核等，以規范市場秩序。
（二）可能的發展趨勢
1. 逐步與國家政策接軌并創新管理模式
成都未來可能會逐步與國家政策接軌，在遵循國家對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的大方向下，探索適合本地的創新管理模式。比如，可能會參考上海等地的經驗，在確保對藝術類培訓機構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探索簡化審批流程的方式。例如，可以考慮將辦學許可證與其他相關證照（如法人登記等）進行整合管理，既方便培訓機構辦理相關手續，又能保證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
2. 加強對藝術培訓質量的監管
無論辦學許可證是否取消或者調整，成都未來很可能會加強對藝術培訓質量的監管。通過制定更詳細的培訓內容標準、師資培訓和考核體系等措施，來保障藝術培訓的質量。例如，規定藝術培訓機構必須定期對教師進行專業培訓，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對培訓內容的審核不僅僅局限于是否符合藝術學科的知識體系，還會關注是否有利于學生藝術素養的全面提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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