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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1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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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取資質行賄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行賄犯罪典型案例中,薛某某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實施行賄犯罪,并與串通投標犯罪數罪并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最高檢聯合發布的案例中,也有眾多企業通過行賄來獲取資質的情況。還有孫某通過行賄獲得承接工程項目的機會,其最后利益的實現雖然包括企業資質、施工能力等因素,但行賄是獲得項目的關鍵因素。在浙江某貴金屬有限公司、李某單位行賄案中,也能看到企業為獲取資質行賄的影子。2020年8月至9月,被告人顏某某在某國有企業集采中心工作期間,為能購買到低于市場價的高檔酒水,分別向3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200余萬元,后將所低價購買到的幾千瓶高檔酒水進行銷售,謀取不正當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聯合發布的8件依法懲治行賄犯罪典型案例,也彰顯了對這類犯罪的零容忍態度。
企業行賄獲取資質會面臨嚴重的法律后果。單位行賄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如《刑法》第386條,對受賄罪有明確的量刑標準。在行賄犯罪中,“謀取不正當利益”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現行《刑法》第163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于行賄犯罪所獲不正當利益,應準確界定。例如,趙某通過其經營行為獲得了4800余萬元的利益,看似有一定正當性,但仍需判斷行賄行為是否為導致利益獲得的最根本因素。同時,對行賄人不正當利益的追繳有明確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兩高”《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行賄犯罪取得的不正當財產性”。
為防范企業為獲取資質行賄,企業和相關部門可以采取多種措施。企業自身要重視合規管理。陳律師指出,企業或者個人一旦行賄罪名成立,在10年內都將在行賄犯罪查詢系統留下記錄,將無法參加政府工程、重大項目的投標,個人也沒辦法擔任項目經理等重要職位,行賄犯罪記錄還將影響企業資質申請和認定、企業信貸等。民營企業及工作人員要增強法律意識,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2021年中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要求堅決查處行賄行為,重點查處多次行賄、巨額行賄以及向多人行賄的違法。企業還需對商業伙伴開展一系列合規審查,以確保企業與信譽良好、資質優良的商業伙伴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具體步驟主要包括:識別合規風險,根據業務所在地的腐敗風險、商業伙伴的類型、業務范圍、誠信記錄等確定商業伙伴的風險。《意見》對推動實現腐敗問題源頭治理、標本兼治,著力提高打擊行賄的精準性有效性,明確了查處行賄行為的五個重點:多次行賄、巨額行賄以及向多人行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在國家重要工作、重點工程、重大項目中行賄的;為謀取職務、職級晉升、調整行賄的;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等領域行賄的。
企業獲取資質行賄的手段多種多樣且較為隱蔽。例如,送巨額賀禮、贊助買新房等。對于通過行賄獲得項目后合法經營獲利的情況,可參照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案件違法所得認定辦法》進行處理。計算不正當財產性利益時,一方面要全面收集相關企業賬冊、財務憑證和銀行流水等書證,通過書證客觀反映企業經營和獲利情況;另一方面要詢問企業負責人和財務負責人,查清企業是否存在偷稅漏稅等隱瞞獲利的情形,并在最終計算獲利數額時充分考慮。同時,計算不正當財產性利益時,應當委托第三方專門審計單位進行審計,并出具相應的審計報告,保證最終結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確了七種重懲行賄犯罪的情形:多次行賄或者向多人行賄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在國家重點工程、重大項目中行賄的;為謀取職務、職級晉升、調整行賄的;對監察、行政執法、司法工作人員行賄的;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等領域行賄的;為在工程承攬、監管及工程款結算等方面謀取不正當利益行賄的。
在國際上,早期加強對本國公司海外行賄行為的治理,目的在于保護國內的市場經濟秩序,但隨著全球市場經濟范圍的擴大,早期的資本輸出國也成為資本輸入國,本國公職人員接受海外賄賂的現象逐步增多,凈化全球范圍內的市場競爭環境、統一治理標準、加強國際合作成為趨勢。在國內,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深刻把握行賄問題的政治危害,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同遏制,不斷完善對重點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機制,壓縮“圍獵”與被“圍獵”的空間,堅決鏟除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意見》對推動實現腐敗問題源頭治理、標本兼治,著力提高打擊行賄的精準性有效性,明確了查處行賄行為的五個重點:多次行賄、巨額行賄以及向多人行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在國家重要工作、重點工程、重大項目中行賄的;為謀取職務、職級晉升、調整行賄的;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等領域行賄的。對因獲得非財產性利益背后帶來的財產性利益,比如對行賄取得職務資質而帶來的工資增長等物質性利益采取相應措施。對行賄所獲不正當利益的追繳和糾正工作,單純依靠某一單位、部門的力量難以形成系統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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